，每篇都条理清晰，证据确凿，都是摆事实讲道理，从不搞人身攻击。有时候一些重臣被韩宜可批评了，嚷嚷着要理论，朱元璋二话不说，直接让人把奏折送了去，要这些苦主驳斥，接着这帮人就清一色哑火，因此他“以锄奸显忠为己任”，战斗力常年生猛。以至于朱元璋再次赞叹，说全国的官员，都应该像你一样啊，说罢后的朱元璋，下令把这件事写进《邸报》，由通政司发布全国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好好学习。

韩宜可也写了不少好文章后，终于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工作调动：就任山西右布政使。在还没有巡抚制度的洪武年间，这就是山西省的二号人物。在这个新岗位上，韩宜可任职时间不长，工作却十分卖力认真，以《献征录》里的说法，到任之后不但大力打击官场潜规则，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，更大力抚恤百姓，从各类公务开支中省出费用，用以充实预备仓。当时山西专门收容孤寡的养济院数量，以及储备救济粮的预备仓，建设成绩都名列前茅，所谓“百司肃然，上下属目，翼见真儒之用”，正是韩宜可的出色业绩。但出色了没一年的韩宜可，还是遭到了人生最沉重一击，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突然获罪被贬，与同僚山西参议王景一道，被撤职发配到云南临安建水县充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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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这场风波的原因，在正史记录中绝口不提。地方志的说法，则是五花八门，比较一致的说法，是《献征录》和《两浙名贤录》里的说法，是由于参议王景在征税工作中犯了错要被重办，韩宜可认为处罚过重，再次上书弹劾，没想到就这一个小事，反而给闹大了，非但没救了王景，自己也一道给发配。

这件事充分说明，在体察圣意方面，韩宜可毫无进步，朱元璋一辈子十分恨的，就是小吏贪污，但凡碰到类似事，都是一抓一大片，逮着尾巴就顺藤摸瓜往大了办，比起当初骂胡惟庸来，这事才是真正逆了龙鳞，韩宜可的倒霉，也就顺理成章。这次跟斗栽的有多狠？他和王景甚至栽出了大明历史记录：头两位被贬官到云南的明朝士大夫。当时的云南，是大明刚刚收复的国土，以少数民族为主，生活穷困且民风凶悍，在世人眼里，可谓穷山恶水的绝路，发配到这地方，人生前途基本全废。

而对于这场凄风苦雨般的打击，与王景结伴走上充军路的韩宜可，心态却一直非常好，一路上干的最多的，就是给王景朗诵自己最爱的名篇：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，以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心态，与王景共勉。行至云南，这二位更做出了一件“雷事”，郑重的挥毫泼墨，以满腔的情怀，为自己提前写下一篇墓志铭。

两篇墓志铭的风格文采各有不同，主题却一样壮烈澎湃：即使人生已经毫无希望，即使仕途已经终止，即使命运注定让我终老于此地，那么就让这墓志铭做一个见证。我依然会全力以赴的实现理想，任何绝境之下，都不会虚度光阴。气不萎达，生知命寿，乃夷我铭，其藏阙期。这是韩宜可在自己墓志铭中的豪言，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年华的见证。

而这心态豁然开朗的二位，在这贫穷落后的云南临安卫，以之后十五年的时间，完成了另一件光耀千秋的大业：推广文教。临安卫设立府学后，韩宜可与王景，就成为府学第一代老师，就如早年在山阴担任教谕一样，昔日的铁骨直臣韩宜可，再次回复到模范教师的角色上。

在这新岗位上，韩宜可的业绩也同样优良。最令当地官民动容的是，他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，既不搞民族歧视，更不以身份出身论人。而且哪怕是学生家长过意不去，送来各种礼品，他也分文不收，全数退回。教学工作中，他更是一心一意，哪怕当地文化落后，学生悟性有限，他也极有耐心，凡是学生问问题，都是知无不言。即使有时候学生文化低，听不明白，他